六三：来之坎坎，险且枕，入于坎窞，勿用。 重重坑穴到来，凶险故暂且休息，落入坑穴之底，不要轻举妄动。 前方是一重又一重坎，避开事，简称同平章事。在唐宋两朝，其权力相当于宰相。 封建王朝，皇权与相权的角力从未停止。所以宰相的名称、权力几经变易，从丞相、三公到三省，再到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和清朝的军机大臣。为限制相权，朝廷的最高权力中枢甚至一朝多变。 比如唐朝，刚刚鼓捣完善三省六部制，以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长官领相权，但很快就又变出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来分解三省长官的职权，同时把实权最大的尚书省长官硬生生踢出决策层，将其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执行机构。 相比三省制的频繁变动，六部制则随着时代演进逐渐稳定。因为这个层级的高官，很难威胁到皇权，反倒有可能成为相权的掣肘。 唐高宗对舅舅长孙无忌恭敬有加，基本上长孙无忌的奏折和建议，都不打折扣地采纳照办。相比起来，长孙无忌对待外甥唐高宗的态度，远远比不上对妹夫唐太宗那么谦恭，并且他还开始有意识地夹带私货。 比如他受命审理房遗爱谋反案时，就借机把政见不合的吴王李恪、江夏王李道宗、蜀王李愔和驸马都尉执失思力等人都牵连入狱，或赐死，或流放岭南。 这种夹带私货也许是唐高宗喜闻乐见的，因为这剪除了其皇位的潜在威胁，让他的龙椅坐得更加安稳。 但在册封武则天为后一事上，长孙无忌和另一位辅政大臣褚遂良公然唱起反调，这就让唐高宗不能忍了。 褚遂良是与虞世南、欧阳询等人齐名的“初唐四大家”之一。他的书法代表作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撰文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该书字体清丽刚劲，笔法娴熟老成，最能代表其楷书风格。 褚遂良是一位着名的书法家，也是一位不错的政治家，最高官至尚书右仆射，差一步就成为尚书省的最高掌权人。 在唐朝，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前担任过尚书令一职，尚书省不再设尚书令，只以尚书左右仆射为长官，其中又以左仆射为尊。 在废王立武之前，唐高宗召集太尉长孙无忌、司空李积、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右仆射褚遂良商议。褚遂良在反对派中一马当先，冲到了最前方。他把官笏放在台阶上，摘下官帽，叩头流血道： “还陛下此笏，乞归田里。” 如此激烈的态度，自然引起了武则天的嫉恨。她被册封为皇后后，褚遂良被外放到潭州（今湖北省长沙市）任都督，，称长孙无忌图谋造反。 许敬宗是一个厉害人物，文人无行的突出代表。当年他在宇文化及的屠刀下，靠着哭泣哀求活了下来，后来几经辗转投靠到李世民麾下，成为“十八学士”之一。 他凭着见风使舵的本事最后官至宰相，也就是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但他死后的谥号却糟糕的很，初曰“缪”。 这是一个恶谥，意思是“名与实爽”，名不符实。 幸好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。于是通过公议改了一个谥号，曰“恭”。 什么意思？ 既过能改。 这就相当讽刺了，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 许敬宗是武则天的马前卒，他先通过诬告整死了褚遂良，现在又将矛头对准了长孙无忌。 他受皇命审查长孙无忌谋反案，很快得出结果：长孙无忌谋反已露苗头，为免他狗急跳墙，号召同党举事，恳请陛下果断处理，尽快拘捕。 唐高宗李治再次哭了，但他只要一哭就准没好事，因为他是一头哭面虎。 唐高宗哭着说：我怎么忍心给舅舅判罪，后代史官会怎么看待我？ 大家看看，他不是不想给舅舅判罪，只是需要一个理由堵住天下悠悠众口，并给史官之笔一个交代而已。 这事难不倒身为十八学士之一的许敬宗。他于是举出汉文帝杀舅父薄昭的例子，语重心长地劝谏皇帝：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啊。 长孙无忌于是大难临头。 唐高宗决心不与长孙无忌当面对质，直接下诏削去其官职和封邑，流放于黔州（今重庆市彭水县）。长孙无忌的儿子也都受牵连而被罢官，流放岭南。 这样显然还不够。同年七月，唐高宗又命李积、许敬宗复审此案。 其结果是长孙无忌被逼自缢，家产悉被抄没，近支亲属全被流放至岭南为奴婢。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死后，唐高宗开始独断专行，据传此后二十余年时间内，再无人敢犯颜直谏。 唐高宗李治，字为善，史载其宽厚仁慈，颇重孝道。
